日本的發展

日本的經濟發展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去過日本旅遊的人都應該同意日本那裏的環境保護措施做得很好。可以經濟發展和環保都做得好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包子，日本東京、大阪等地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曾受過污染之苦，結果是東京灣一帶海域的魚獲不能進食，日本的市民驚覺工廠排放導致污染的後果是要自嚐的。他們叫這是「公害」，並努力改善日本的環境，但他們並不是不製造污染，而是將有排放的工序遷移到國外進行。他們的經濟好，所以可以用錢從國外進口木材，而可以不用砍伐自身的樹木。所以，我並不太認同他們的做法。

發展與環保

究竟是經濟發展重要，還是環保重要呢？人們常常將經濟發展和環保放在對立的地位，但它們真的是在對立的位置嗎？

早在五十年前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他指出了人口因素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大首要因素，國家建設規模受到改善生活和人口再生產的限制；過快人口增長占用有限資金，資源需求過度，制約經濟發展，從而確立了人口問題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但因為毛澤東當時為了打擊政敵，所以要打擊政敵支持的新人口論而提出「人多好做事」的口號，結果中國的人口爆炸。但中國在未開放改革之前，國內的環境仍然保存得很好。但在開放改革後，經濟一日千里，環境狀況卻一瀉如注。

諾貝爾和平奬

戈爾和氣候機構今年共享了諾貝爾和平奬，本部落曾對戈爾高度贊賞，主要是他失意於美國總統寶座之後，並沒有停下來，反而為全球人民而奮鬥。雖然我對美國並沒有好感，但對戈爾的努力卻令我感動。今次他的得奬是對他的肯外，還鼓勵了我，因為知道世人對環保的肯定。

保育的迷思

月前一隻人工飼養的大熊貓被保育人員放回深山野外生活，因受同類的大熊貓追趕而從高處跌死，保育人員得悉後有重大的錯失感。因為大熊貓的數目日少，已達到危險的情況，而適合大熊貓生活的野生環境日漸縮小，要提高大熊貓的數目惟有借助人工培育，但人工培育的環境是受到重重保護，而保育最終目的是要動物返回大自然去生活，以達致生態平衡的目標。可惜客觀環境的影響，要讓動物生存在野外好像變得不切實際。就以大熊貓這個例子來說，能夠適合大熊貓生存的野外環境不多，而大熊貓天生俱有強烈地盤觀念，一隻被人工飼養的大熊貓根本不懂得如何面對同類保護地盤，反而因返回大自然要賠上生命，但這正是大自然的定律–適者生存。如果為了保持動物數目而堅持人工飼養的話，這些動物只會淪為家畜或寵物了。

是保育也是經濟活動

因為鱷魚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有人提出保育鱷魚基金。其概念是所有賣出鱷魚皮製品都會被抽取若干份額利潤作保育鱷魚基金，在人們享受物質繁華同時亦可調配資源去保育鱷魚。表面上看來是一個保育活動，但細心去想其實是一項經濟項目，有人因些獲得工作，資金流動亦加快，因而經濟活力亦因此增強。這些活動對野生動物有多大的得益我沒有去量化思量，但這活動如能平衡發展和保育的關係，亦是不錯的方向。我最怕反而是打著保育為名，從事經濟活動為實，結果要保育的動物沒有受益，反而因保育之名去進行經濟活動，事無忌憚地破壞環境。

犀角與犀皮

犀角和犀皮是中醫常用的其中一種藥材，近年因為犀牛數目告急，大部份中醫師開始轉用其他藥材來替代犀角和犀皮。這些犀角和犀皮大多是從非洲入口再提煉成熟藥的，在中國本土根本就不有見犀牛的存在，但中醫懂得用犀角和犀皮作藥，即是說明在中國本土曾有犀牛的出現。

其實我們從古書典籍當中都曾記載中國本土曾出現不少動物的，例如韓愈的祭鱷文中就得知廣東潮州曾因鱷魚為患。另外，很多戰役中亦曾借助大象和獅子等猛獸去攻擊敵人。但隨著人口的上升，土地隨之被開發，很多品種的生物在不復見於中土了。

中醫與用藥

現今很多西醫沒法治理的病症都可以靠中醫去治療，而中醫下藥的範圍很廣泛，由植物、動物以至礦物也會用上。中醫主要將人體視作一個小宇宙，生病主要原因是宇宙間的陰陽失去平衡，所以只要調理好陰陽，病就自然會好。用藥的目的主要是調理身體內的陰陽平衡，所以用藥能達到這目的就可以。但人們往往是認為物以罕為貴，同時又認為貴的藥材的效果比便宜的藥材好，這做成很多面臨絕種的動、植物成為人們渴望使用的藥物，事實上這些藥材是可以用其他有相同藥效的藥品代替的。而替代藥材的價格可能還要便宜很多呢！

日本與挪威

若問日本與挪威兩國有甚麼共通處就是她們仍然容許有捕鯨活動，有很多鯨魚保育人士或環保人士不斷向兩國施加壓力，希望兩國能全面禁止捕鯨活動。我們都知道鯨魚正步向滅種的臨界點，但鯨魚步向這臨界點是因為兩國的捕鯨活動嗎？如果你這樣認為或故意這樣認為的話，我在想你在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會否心虛？其實大部份動物滅種的原因，大量捕殺只是眾多原因其中一種，不要隨便找來一位代罪羔羊就可以把自己也有份干犯的錯推諉得一乾二淨。動物的滅種主要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不再存在，這是人類們一同犯下的罪行，我相信犯下污染海洋的罪行並不比捕殺鯨魚的罪行輕